中共定安县委党史研究室  崔开勇

    【内容提要】

    本文以翔实的历史事实，从政治运动和经济工作两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定安县“文革”运动在定安县开始、发展到结束的过程，提醒人们务必认清“文革”期间在经济上取得的一些发展是微不足道的，它总体上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伤害了社会每个成员的心灵；不要忘记这段惨痛的历史教训，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按客观规律办事，振兴祖国。

    在“文革”10年期间，定安县同全国各地一样，一方面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受到重创，另一方面，由于具有大批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干部和人民群众采取不同方式在抵制极“左”错误，因而在经济工作中，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减少了损失。这段历史给后人留下不少启迪。

    一、“文革”中的政治运动

    1966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全县各单位在党的领导下，以单位领导为主体相继成立了各单位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文革”风暴从此在定安刮起。首先是开会发动群众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活动，有目的地引导一部分干部群众揭发另一部分干部群众的“罪行”，把一些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技术员定为“黑帮”，并进行批判斗争。其次，为了有效地开展这场运动，加强对学生的领导，县委派“文革”指导小组进驻定安中学，开展“文革”的试点工作。

    8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于当月8日发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决定》，全县文化大革命的对象转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个别机关单位的领导开始遭到批判。全县高中取消升学考试，实行推荐入学；初中仍正常考试入学。

    9月中旬，“定安中学毛主席红卫兵”组织成立。接着80多名红卫兵有组织地到北京串连，在当月下旬参加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全国红卫兵的活动，学生参与运动的激情得到进一步的升温。是月下旬，全县红卫兵开始掀起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四旧”，树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活动。定安中学15名红卫兵仅在21日就组织240人对定城45户“四类分子”家庭进行了全面搜查，共搜出光洋1420块，黄金144克，金银项链共754克，人民币4542元，中华民国国徽100枚，旧地契、宅契100张，子弹26发，迷信品36件，古书籍一批。

    10月，红卫兵经过自由串连后，定安县党政机关受到全面冲击，对各单位领导的批斗活动全面开始，民主党派的头头也不能幸免。民盟定安县支委会被红卫兵造反派打成“反党救国”组织，负责人韦经栋（定安中学校长）被打成“黑帮、反革命分子”，遭批斗后遣送回乡。

    1967年1月6日至9日，在全县召开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会议期间，共发动7000多名干部群众对县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批判，不点名地批判了县委、县人委（政府）的领导干部。20日，定城所有革命群众组织宣布大联合，于24日夺了县委当权派的权，成立“定安县委执行委员会”。25日，139个单位革命造反组织联合夺了县公安局、检察院、人民法院的权。26日，183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夺了县人委（政府）当权派的权，威逼县委、县人委部分直属单位领导交出单位公章。

    2月初，定安县委、县人委在定城工人文化宫召开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会议，在布置“抓革命，促生产”工作的同时，也作了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动员。中旬，县委书记杨源才在县工人文化宫主持召开文化大革命批判大会，有些人站出来揭发其他人存在的问题，“文革”风暴逐渐升温。同时，受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影响，造反派在定安县影剧院也进行夺权，迫使县部委办局以上公章全部交出，党的领导被架空，“打击了一大片，领导干部几乎都靠边站”①，县委、县人委被“县委执行委员会”取代。接着，各单位革命造反组织认为，县委执行委员会对在“文革”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原领导人批判无力，甚至出现假批斗，真“保皇”的现象，纷纷退出大联合，形成了所谓“革命派”和“保皇派”的两派斗争，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工作。

    3月上旬，定安县军事管理委员会成立，全县实行军事管制。下旬，军代表相继进驻各战线进行支“左”，谁“左”军队就支持谁。当时，全县形成以青壮年、产业工人、职工为主体的“海联司”（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和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东方红”（《东方红》红卫兵总部）两大造反派组织，互相竞争“左”，越争越“左”。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4月6日，成立了定安县革命委员会，建立了由革命干部代表、军队代表、革命群众代表组成的“三结合”领导班子，加强对运动的指导，但派性斗争仍存在。

    8月21日深夜，海口“东方红”联络站的红卫兵由定安“东方红”组织个别红卫兵引路驾卡车开进定安县人民武装部，强行撬门打开武器仓库，抢走大部分枪支弹药。22日上午10时，海口“东方红”联络站100多名红卫兵又驱车来到定安县龙门公社，砸开库房抢走枪支25支。当天下午，龙门公社200多名民兵自发组织，设卡于龙门墟至赤上坎一带，与红卫兵对抗。傍晚，一辆载着红卫兵的卡车从屯昌方向开来，强行通过时被武装民兵截击，打死打伤红卫兵2名。当夜，一辆从海口开往中瑞农场的海军汽车一途经该地时，被设卡民兵误会，一名解放军排长中弹死亡。

    1968年1月县人民武装部武装部部长在县城影剧院召开支“左”会议，大书特书当前“特好”的“文革”形势，号召狠抓阶级斗争不放，全县民兵要行动起来，扫除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人、右派、“黑五类”、“牛鬼蛇神”和一切害人虫。20日，黄竹公社武装部部长圈定第一批“黑”名单，分别在各个大队枪杀所谓的“四类分子”。29日，曾任定安县民主政府县长、琼纵老干部吴科道回雷鸣公社石锦村过春节，对定安县出现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之事十分气愤，连夜发动村中有文化的人写了100多张大字报张贴多处。次日还与胞弟吴科进分头发动和组织石锦、龙梅村的男女老少几百人到雷鸣墟游行示威，抗议不法行为。虽然如此，从20日至8月21日，在全县范围内，一些群众受人煽动，还是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子女89人，其中黄竹公社23人、居丁公社3人，龙门公社10人，岭口公社13人，翰林公社2人，龙塘公社7人，雷鸣公社12人，九所公社4人，新竹公社14人，龙州公社1人。新竹公社卜效村的曾志坚夫妇和4个儿女（3男1女）6口人全被杀绝，少年学生也未能幸免。雷鸣公社同仁大队红花村莫凤玉，被凶手用牛绳套在脖子上活活勒死。在此期间，定城镇武装部将圈定准备杀掉的名单交给北门居委会陈主任查阅，陈主任拒绝签名认可，这32个无辜者才得以虎口余生。

    是年4月6日，定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取代县政府职能。为了有效地抓全县的日常工作，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政工、办事、生产、保卫四大组负责日常工作，委员会由50名委员组成，设常委15名（军队代表4名、革命干部代表4名、工人代表2名、贫下中农代表5名县人民武装部武装部长王世鹏任主任，杨源才、杨兹源、李庆、莫天儒、王庆茂等任副主任②。

    7月，县军管会派人抓捕200多人关押在县工人文化宫临时大牢房的3个监仓里：第一监仓为综合仓，约80平方米，关押初抓进来的80多人，有干部、职工、工人、居民；第二监仓约30平方米，关押县级当权派和“东方红”派主要头目及重要骨干人员20多人；第三监仓约60平方米，关押“东方红”和各组织的一般头目及骨干50多人。另外，“东方红”派被抓的学生、教师头目40多人在定安中学集体监管。8月中旬以前，被关押在文化宫的人员每天都被绑着带回单位批斗，每隔几天所有被抓人员都被绑起来，戴上高帽，挂上牌子，脸上画上鬼形怪相，列队集中游街示众一次。在游街时，曾出现个别不明真相的群众用拳头、棍棒袭击被抓游街人员的现象。

    8月，杀人高潮过后，各单位都掀起斗争当权派的高潮，全县相当多的副科（局领导干部导干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批斗。在斗争当权派的同时，各单位还组织力量对当权派的历史档案进行调查。9月10日，县革委会对落实中共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的情况进行统计，全县被关押、批斗的县党政领导干部及群众共计2279人。当月里，全县中学取消校长制，成立学校革命委员会；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定安中学，对原教学班实行部队排连编制。11月，贫中下农代表进驻各公社中学管理学校。

    9月至11月间，县、公社两级机关干部818人下放到乡下和“五·七”干校参加生产劳动后，全县轰轰烈烈批斗当权派的活动和派性斗争基本停止。

    1969年5月，定安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成立，王世鹏任组长，加强了对各项工作的领导。7月，县革委会副主任蔡泼率领定安县代表到广州参加广东省第一届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是年，在毛泽东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南地区六省所作的“必须善于识别干部……，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最新指示与《红旗》杂志“正确对待干部”的文章发表后，全县各级革命群众组织在县军代、县革委会的领导下，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了斗私批修，大胆地解放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县副局长、副社长以上干部135名（不包括生产建设兵团3个国营农场），占打倒干部总数159名的百分之七十八，干部的政治待遇逐步好转。

    1970年1月9日，定安县派出参加中国共产党海南区首届代表大会代表31名，其中妇女代表7名，贫下中农12名，干部10名，军队代表1名，知识分子1名。全县各项工作逐步恢复。11月13日至19日，中共定安县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在定城召开，出席大会党员代表457名。大会选举了代替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的中共定安县第三届委员会，王世鹏任县委书记。定安县委进一步加强对各项工作的领导。当年，全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空前高涨，全县发行《毛泽东选集》13947部（包括原来发行量平均每户有1部多），《毛主席语》19558本（包括原来发行量平均每人1本多），做到人人有红宝书。③

    从1972年初开始，着重批判了林彪一伙《“571”工程纪要》的反革命政变纲领，并联系实际，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提高大家对修正主义的认识水平。1973年5月，中共定安县委扩大会议决定撤消县革委会“四大组”及组内各种办公室，分别恢复和成立一些部、委、办、局。

    1974年2月，全县掀起“批林批孔”的新高潮，城乡相继召开动员大会、批判会，出墙报专栏，人人口诛笔伐：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忠实信徒，孔老二是林彪的祖师爷；孔丘要复礼，林彪要复辟”，批林批孔的中心思想是批判修正主义。1975年，全县村镇、机关、学校、工厂大张旗鼓地搞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

    1976年9月，随着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和“四人帮”的及时粉碎，“文革”十年动乱基本停止，全县的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二、“文革”中的经济工作

    “文革”开始后，虽然受到极“左”思潮的冲击，但一些单位的干部职工仍采取相对隐蔽、低调的方式坚守工作岗位，尽可能去完成一些必不可缺的工作任务。县畜牧部门的技术骨干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他们继续坚守岗位，经过1965年和1966年的努力，终于在全县范围内第一次消灭了猪疫病。

    1966年秋，全县发生旱灾，受旱面积146104亩，水稻枯死15000亩。县委、县政府组织全县23158人参加抗旱，经过日夜奋战，救活了稻苗27937亩，使当年的晚稻仍获增产。是年，县炮竹厂产值38.58万元，产量超过湛江，居广东省第二。当年全县财政总实收入711.86万元。

    1968年9月25日，下放公社一级干部254人到生产队参加劳动；28日，下放县一级机关干部100人到龙门“五·七”干校参加生产劳动。不久，又下放第二批干部379人到“五·七”干校参加生产劳动。全县共下放818名干部，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七%。此外，当年全县城镇知识青年132名、广州知青17名、海口市知青134名，分别安置在龙州西岸，仙沟桐卷，定安春内、深田、多益，居丁坡村、佳笼，黄竹石龙，龙门先锋等6个公社9个生产队插队落户。干部和知识青年投入到生产劳动第一线，在农业生产和管理的科技含量方面得到充实。

    当年，为了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定安成立了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由军代表主持工作，抽调各部门人员组成工作组，共清查出案件262宗，涉及金额24444元。

    1969年11月，地方国营定安食品厂从原县烟酒副食公司加工厂接受一些50年代的简陋生产工具，在定城镇大白芒村西侧创办，占地12亩左右，主要生产酱料、面条、腐竹、南乳、糖果、饼干等产品畅销全岛。是年，全县又接收汕头市插队居民120户共652人，主要安置在定安、龙州、新竹、雷鸣、九所、居丁、黄竹、龙门、岭口、龙塘等公社村庄参加生产劳动。

    1970年4月，县政府兴建麻罗岭水库（1974年竣工，总库容量932万立方米，灌溉面积6623亩）。当年，茶根糖厂试制成功每天装卸甘蔗量达500多吨的自动化甘蔗进槽，为国家节约资金30多万元，节约原材料20多吨，节约劳动力三分之二，卸车时间提高百分之八十，使汽车周转率提高2倍。县砖瓦厂技术员大胆革新炉灶，使出品率由原每灶60000块增加到110000块，提高出品率百分之八十多④。1972年，县炮竹厂生产的公鸡牌胜利红炮在广东省产品质量评比会上，以95%以上的爆响率荣获全省同类产品第二名。

    1973年5月，撤销县革委会“四大组”后，县委、县革委会的一些部、委、办、局得到恢复，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年6月，县劳动部门对全县进行自然减员补充工作，对职工退休、死亡、出国、升学、参军而出现的自然减员，从其减员者家庭中招收符合条件者补充，俗称“顶班招工”。

    1974年5月，为了加强对农村集市贸易的管理，恢复定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并决定成立定城、仙沟、居丁、黄竹、雷鸣、龙门、龙塘、翰林、岭口、新竹、龙州、九所（今富文）12个工商管理所。当年，县政府投资39万元在定城镇跃进中路（今为人民中路）建起定安县汽车修理厂，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还在跃进东路（今为大众东路）兴建日产10吨的定安酒厂；组织上万人分期分4批参加龙门坡万亩甘蔗基地开发大会战（次年3月5日，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理享利·洛佩斯在国家农业部长沙风、海南区党委书记李子元的陪同下，参观龙门坡万亩甘蔗基地）。

    1975年7月，全县规模最大的白塘渡槽动工兴建，国家投资人民币123万元（其中海南水电局拨款105万元，县财政拨款18万元），近700个劳动力参加建设，每个公社负责组织劳力建一个“拱”，大公社建大拱，小公社建小拱（次年春竣工使用），总长约1000米。是年，定安糖厂再征用山椒村土地5.9亩，日榨规模从日产250吨扩大到500吨，主产白砂糖，兼产赤砂糖、酒精和白酒等附产品。

    12日，全县从各公社抽调600多名民兵参加海南区牛路岭水电站工程建设，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了任务。当年，县财政投资8万元在定城镇跃进中路（今为人民中路）兴建4000个座位的定安县灯光球场竣工交付使用。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县陶瓷厂就生产出龙缸、酒瓮、陶罐、水管等名产品，特别是20公斤装的酒瓮，全岛质量第一。1976年，该厂作为全县连年没有亏损的盈利大户，被广东省评为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同年，广东省工业厅拨款100多万元让该厂移迁到县农科所对面进行扩建，征用美钗坡4、5、6队土地67.27亩，县政府还将农科所原征用20.4亩的坡地和连成一片的荒废水利沟划给该厂使用。当年，由国家投资136950元兴建的两层钢筋水泥结构的定安车站候车室（站房）交付使用，建筑面积2069平方米，停车场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

    诚然，不可否认，“文革”对定安县的各行各业起到破坏的冲击作用是很大的。就以经济工作来谈，在和平的环境下，有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参与，努力奋斗，进行技术革新。全县财政总收入的年增长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五左右，或者更高一点。摆在人们面前的却是另外一种情况：1976年，全县财政总实收入为777.64万元，仅比1966年增长65.78万元，10年间每年的递增率仅百分之零点八九。

    “文革”结束虽然已经有30年了，但是每当谈到这段历史就好象是发生在昨天的一样。这是因为“文革”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严重扭曲、破坏、颠倒，在经济方面得到的一些发展都是微不足道的，它总体上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每个社会成员的心灵划破一道深深的伤痕。把这段历史告诉下一代，永远记住这段惨痛的历史教训，坚定不移地按客观规律办事，发展经济，决不让它重演，是我们肩负的重任。

                                                                      二○○六年十二月

    注释：

    ①《关于我县干部解放的情况》——定安县革命委员会，第一页；

    ②粤革发<68>160号文第一页；

    ③《定安县1970年政治工作总结》——定安县委，第一页；

    ④《1970年工作总结与1971年工作意见》——定安县革委会生产组科研办公室，第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