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文化苑
思念恩师蔡慕玲
刊发日期：2016-04-28 阅读次数： 作者： 语音阅读：
一九六三年秋开学的第一天早晨，我同全班四十多位同学一起在龙门中学一二十二班教室里坐下。不一会儿班主任来了，是一位约三十岁左右的女老师。她：微卷的短发围着一张白里透红的瓜子脸;杏桃小嘴挂着笑意，眉梢间挂着一副金边眼镜，柳眉下那双眼皮含着的是炯炯有神的，充满智慧而善良的明眸。她在门口稍停一会，往整个教室扫视了几眼，然后步履稳健地走上了讲台。
照惯例，值日生一声起立：“老师好!”老师也应一声“同学们好!”然后便摆了摆手示意坐下。
教室里鸦雀无声，老师用手扶了扶金边眼镜，便做自我介绍，再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工整而端正地写出了“蔡慕玲”三个娟秀的字，于是这三个字便伴随我人生的坎坎坷坷至今五十多年活在我的心里。
蔡老师仅是我一个学期的班主任，相处不长，除了知道她及她的爱人“陈锦涛”老师是广州市人，又是大学生外，其余知之甚少。
一天晚上，我自习完毕回宿舍，一位先回宿舍的同学递来一叠衣服，说刚才蔡老师送给我的，我楞了一下，不知道说什么好，接过衣服往床上放。次日，我将收的作业本送到蔡老师那大约只有8平米的瓦房小间。她说，那些衣服是她当学生时穿过的，天这么冷，你穿得太单薄，送给你添上。我除了谢谢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的学历表格上填的家庭成份是“地主”却又是个孤儿，有一次她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亲人。我告诉她一位妹妹送人养，哥哥去了松涛，家中仅我自己，靠南海农场的生产助学金上学时，她的眼泪流得比我还多。此后，她经常对我嘘寒问暖，
一晃一学期过去，十年浩劫的“文化革命”开始，我家庭所在的南海农场的生产队取消了我的助学金，要我回队里参加劳动。我和蔡老师告别时，她替我给学校领导磋商，写了一份休学书并嘱咐我：“以后有条件尽量再复学。”我嗯嗯两声应付着，明知这是万不可能的事。回家后，我到龙门赶集也顺道到学校去，蔡老师总送给我一些学习资料，儿童文学作品……我从心底感到她比亲人还要亲。
转眼到了一九六七年我成了家，爱人也是地主子弟，我们的行动受到了限制，上市买东西要请假，更别说到学校去了。
一九六八年秋，一天早晨，左邻右舍一下子变了脸，个个像凶神恶煞般呵斥着，在一阵“跪下”的呼叫声中，我们还未回过神来，绳子早已套上了脖子，至于为什么?我们一无所知。所幸我当时身怀六甲被送到南海农场一间“集体营里”和百几十号人一起游了几天街，四天后便 “释放”了，爱人也熬过了几天才回来，约十天后我产下了大女儿。
此后，我常想起蔡老师，我觉得给她蒙羞。可过几个月后我听到关于她夫妇的消息说：从广州调来的那对大学生夫妻成了大“黑帮”“牛鬼蛇神”被拉上街批判、游街、戴高帽，批斗她的都是她的学生。当时他爱人受不了折磨，爬上高楼跳楼自杀未遂，落得后来残了一只脚。走路很不自然。
风云过后，她夫妇复出，被调到九所中学、永丰中学，后来调到了定安中学，每调一个地方她都告诉我，三个地方我都和家人一起去看望她。最后在定安中学相逢时，她说全家人都要回广州老家歇一歇，然后去香港定居。那次别后就成了我们师生的生死离别。
不久，我收到了她从香港寄给我的信：她是自己带一双儿女去的，她的丈夫陈老师却留在广州市第二中学任教。
她在香港有时给我付信还寄上几十元，我很过意不去。
她在当地结交了许多文化医学界人士，也学会了一些医术;她不想教书育人，教来育去倒是自己教过的学生反过来批斗自己而且差点被整死。
经十几二十年后，我们生活有了起色，我给她寄信给原先住在九龙的地址，大概搬迁了吧，再也联系不上了。
我今天年已古稀，回头往事，感慨很多。经历了十年浩劫，极左的苦难，而今改革、开放，祖国富强，人民生活改善，社会安定。我们的生活也过得很好，有了做人的尊严。我丈夫当了小学教师，我这个农场女工，爱好文学写作，我写的一篇作品还被编入《定安县志》。老了，我总是忘不了蔡老师。她是个心灵纯洁充满人性爱心的人。我永远怀念着她。
照惯例，值日生一声起立：“老师好!”老师也应一声“同学们好!”然后便摆了摆手示意坐下。
教室里鸦雀无声，老师用手扶了扶金边眼镜，便做自我介绍，再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工整而端正地写出了“蔡慕玲”三个娟秀的字，于是这三个字便伴随我人生的坎坎坷坷至今五十多年活在我的心里。
蔡老师仅是我一个学期的班主任，相处不长，除了知道她及她的爱人“陈锦涛”老师是广州市人，又是大学生外，其余知之甚少。
一天晚上，我自习完毕回宿舍，一位先回宿舍的同学递来一叠衣服，说刚才蔡老师送给我的，我楞了一下，不知道说什么好，接过衣服往床上放。次日，我将收的作业本送到蔡老师那大约只有8平米的瓦房小间。她说，那些衣服是她当学生时穿过的，天这么冷，你穿得太单薄，送给你添上。我除了谢谢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的学历表格上填的家庭成份是“地主”却又是个孤儿，有一次她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亲人。我告诉她一位妹妹送人养，哥哥去了松涛，家中仅我自己，靠南海农场的生产助学金上学时，她的眼泪流得比我还多。此后，她经常对我嘘寒问暖，
一晃一学期过去，十年浩劫的“文化革命”开始，我家庭所在的南海农场的生产队取消了我的助学金，要我回队里参加劳动。我和蔡老师告别时，她替我给学校领导磋商，写了一份休学书并嘱咐我：“以后有条件尽量再复学。”我嗯嗯两声应付着，明知这是万不可能的事。回家后，我到龙门赶集也顺道到学校去，蔡老师总送给我一些学习资料，儿童文学作品……我从心底感到她比亲人还要亲。
转眼到了一九六七年我成了家，爱人也是地主子弟，我们的行动受到了限制，上市买东西要请假，更别说到学校去了。
一九六八年秋，一天早晨，左邻右舍一下子变了脸，个个像凶神恶煞般呵斥着，在一阵“跪下”的呼叫声中，我们还未回过神来，绳子早已套上了脖子，至于为什么?我们一无所知。所幸我当时身怀六甲被送到南海农场一间“集体营里”和百几十号人一起游了几天街，四天后便 “释放”了，爱人也熬过了几天才回来，约十天后我产下了大女儿。
此后，我常想起蔡老师，我觉得给她蒙羞。可过几个月后我听到关于她夫妇的消息说：从广州调来的那对大学生夫妻成了大“黑帮”“牛鬼蛇神”被拉上街批判、游街、戴高帽，批斗她的都是她的学生。当时他爱人受不了折磨，爬上高楼跳楼自杀未遂，落得后来残了一只脚。走路很不自然。
风云过后，她夫妇复出，被调到九所中学、永丰中学，后来调到了定安中学，每调一个地方她都告诉我，三个地方我都和家人一起去看望她。最后在定安中学相逢时，她说全家人都要回广州老家歇一歇，然后去香港定居。那次别后就成了我们师生的生死离别。
不久，我收到了她从香港寄给我的信：她是自己带一双儿女去的，她的丈夫陈老师却留在广州市第二中学任教。
她在香港有时给我付信还寄上几十元，我很过意不去。
她在当地结交了许多文化医学界人士，也学会了一些医术;她不想教书育人，教来育去倒是自己教过的学生反过来批斗自己而且差点被整死。
经十几二十年后，我们生活有了起色，我给她寄信给原先住在九龙的地址，大概搬迁了吧，再也联系不上了。
我今天年已古稀，回头往事，感慨很多。经历了十年浩劫，极左的苦难，而今改革、开放，祖国富强，人民生活改善，社会安定。我们的生活也过得很好，有了做人的尊严。我丈夫当了小学教师，我这个农场女工，爱好文学写作，我写的一篇作品还被编入《定安县志》。老了，我总是忘不了蔡老师。她是个心灵纯洁充满人性爱心的人。我永远怀念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