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行进定安 精彩故事·抗战纪事
抗战期间定安中学坚守琼崖办学： 六迁其址守住“精神的要塞”
刊发日期：2015-09-10 阅读次数： 作者： 语音阅读：
时任定安中学校长王衍祜。
在定安中学老校区，三棵苍劲古老的枇杷树，见证着定安中学的沧桑。陈德雄 摄
拒绝做日军的“良民”，定安中学多次搬迁。这是位于今富文镇白鹤村的旧址。苏建强 摄
据《定安县人物录》记载，抗战时期，定安中学是海南唯一一所没有停课的中学，在海南抗战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这与时任定安中学校长的王衍祜不无关系。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琼三十余所中学相继停办，唯定安中学在他的主持下，六迁其址仍不言败，为古老琼崖守护着最后一星教育火种。
教育为立国的根本，文化乃民族的生命。正如时任定安中学校长王衍祜(1902—1978)在《琼崖战时教育》中著文所言：“我们抵抗侵略，是以民族团结这种力量为最有效的武器。当国家被强敌占据领土时，有形的要塞，最为敌人所突破，只要精神的要塞，不能突破，纵为一时之失败，实为千秋之成功。”
他举其半生之全力，终是守住了这“精神的要塞”，也促成了这“千秋之成功”。
日寇容不下一间书屋
日军侵琼以前，定安中学在海南已是家喻户晓——它的前身乃明朝嘉靖(1522—1566)年间，尚书王弘诲始创的尚友书院，此名沿用至前清一代。到了道光年间，探花张岳崧重修此院，光绪三十年，改办高等小学堂，又至民国七年，方又更名为定安中学。但因当时经费不敷、续办乏人，此定安中学仅昙花一现，直到民国十五年，才复又正式成立。
在日军残暴的铁蹄踏上这片文化的沃土之前，当时的定安中学以其书香娴静、校产丰厚为人称道。王衍祜就曾撰文回忆彼时的定安中学，溢美之词不断——“校舍位于县城南门一隅，远离闹区，环境清幽，西边与文庙毗连，宫墙数仞，气象庄严，美富所藏，时堪瞻仰，况复青葱林木，足动菁莪榆朴之思，幽雅风光，最宜讲艺论文之地。”
文中还对其校有资产作了梳理：“至于校产，为学校命脉，计有田庄二十二个，每年租金光银两千七百七十四元，牛皮、槟榔、元肉、瓦灶等附加教育捐，每年收入七千七百九十九元，溯其来源，皆由我邑先人，热心兴学育才之所赐。”
“可是，疯狂的日军却容不得一间平静的书屋。”定安县党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崔开勇是定安中学毕业生，一直以来对母校的历史沿革、发展路径多有研究，每每忆起这段催人心碎的过往总是感慨颇多。他告诉记者，1939年2月10日凌晨，日军登陆海南，不到10天时间便踏足定安。战火纷飞中，定安中学与周边村镇相继沦陷。
校舍倒了，求学施教之心却凝聚不散。1939年6月，17名教职员工和174名学生便在附近的龙门乡拔塘村集结，以李氏、郭氏祖祠为校舍实行复课。王衍祜称此次顺利复课“在战火燃烧期间，弦歌复读，殊感庆幸”，再反观彼时全琼已有30余所中学相继停办，更觉此番不易。
但是，1940年2月间，日军再次大举进军定城，致使龙门、岭口、翰林等乡皆受重创。“战火已经燃烧到学校附近，师生生命时刻受到威胁。”崔开勇说，于是，刚刚得以安顿生息的定安中学师生不得不再迁到良善乡的白鹤村，借陈氏祖祠为校舍，重新开课，“此时，教职员已增至22人，学生290余人，上课情形，较前尤为热烈。”
万苦千辛护教育火种
日军势力的扩张没有停止，定安中学为维护教育火种而进行的迁徙也就没有就此停下脚步。
1941年春，位于定安的抗战基地岭口、翰林等乡，又被寇兵3次进扰，学生们在白鹤村已无法安心上课，不得已再迁到乌坡乡南东村，借彭氏祖祠开课。是时，有赖于地方上有识之士的热心协助，定安中学不久即恢复朗读之声，并有教职员11人，学生230余人，人人称赞该校“好学之风，令人起敬”。
王衍祜留下的文字材料反映，以上3次迁校均在县城附近，“地势平坦、交通便利、人口稠密”，因而给养充足，师生生活较为宽裕。或许正因如此，才屡屡遭日寇冲击，立足不稳。到了1942年夏天，日军占领整个平原地带以掠夺战备物资的势头难以抵挡，定安中学位于南东村的临时校舍又遭攻占，至此学校“生命”已是奄奄一息、山穷水尽。
就在定安中学这生死存亡的关头，王衍祜再次向师生鼓劲：“誓不回沦陷区做顺民，要坚忍勇敢支持下去，倘于此时稍表气馁悲观，不但无法冲破阻力，且必加速失败!”
王衍祜的外孙王贤告诉记者，此番言辞令全体师生精神为之一振，均表示愿意与母校同甘共苦、同生共亡，向日军难以进犯的白沙县下水岗进行第4次迁校。《海南教育史志》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师生的行李非常简单：每人一个草袋，装着书本和衣被，一个小布袋，装着大米和必需的食物，还有一张蓑衣供遮雨和睡席之用。
在白沙县的日子是定安中学迁徙途中最为难忘的一站：校址位于南渡江上游，群山怀抱中有小溪汇成巨流滔滔而下，师生们可登高山，观群峰，采野花，看云海，令颠沛疲惫的师生得以暂时歇息。可与此同时，当地水土恶劣、虫蛇往来，粮米贩运全靠当地百姓长途挑运而来，令师生健康面临巨大威胁。
王衍祜在《琼崖战时教育》为当时的定安中学写下了沉重的一笔：“百人之中，有六七十疽烂，无医无药，只闻惨号之声，命如游丝般飘忽……学生王尚魁、林学吏、岑国鸾，水土不服病逝，全校员无一不感染虐疾，呻吟床褥，饥寒交迫，处境之苦，以此时为甚。”
无人叛国守民族气节
师生已经被迫逼到山中，但这一年秋天，丧心病狂的日军又集结三路大兵，6次以飞机轰炸校舍。无奈之下，定安中学师生于1944年秋天迁往保亭县雷公岭。在那里，他们搭建茅屋数间用作校舍勉强开课，但又因粮食实在无法满足师生吃用，仅停留数月便迁到保亭县乘坡(今琼中县和平镇乘坡墟粮管所)。
至此，定安中学在战时一共经历了6次迁校。幸运的是，最终选定的校址正处于万泉河上源，山水清秀、土地肥沃，地方民众生活较为富足且热心协助学校。在该处办学不到一年，由万宁、崖县(今三亚市一带)慕名而来的青年多达90余人。
“局势渐渐明朗起来，可定安中学的伤口仍然隐隐作痛。”崔开勇告诉记者，6次迁校途中，作为全校师生精神支柱的王衍祜失去了自己的长子王庆培，与其同时死去的还有该校国文教师王斗南，英文教师林成河，职员衍耀等，他们皆因水土不服而英年早逝，“另外，还有庶务王茂兆在收运米粮途中被敌杀害;数理化教师吴昌景、许荣灏等二人，都是20多岁的青年才俊，却在渡海参加抗战时遇敌袭击，为国捐躯。仅1941年一年，定安中学殉难者就多达7人，惨痛之至，历久不忘。”
“历经磨难，搬到保亭后的第二年，定安中学师生终于盼来了日军投降的消息。那年8月，该校本校及分校员生400多人凯旋而归，欣喜之情难以言表!”虽然未曾经历那样热血沸腾的时刻，王贤仍然能从外公留下的诸多文章中体会到当时的情形，也始终为之感到骄傲。
这份骄傲，绝不仅仅源于定安中学六迁其址，为海南保留了教育火种，更是源于迁校途中该校师生同仇敌忾，为共御外敌作出的突出贡献——日军侵琼初期，王衍祜便召集师生组织抗日宣传队普及抗日思潮，并协助政府组织抗日游击队(组成4个大队，拥有1720杆枪)，集中抗战;中日交战正酣，该校学生又纷纷要求学军事知识，请求保送渡海参加“中央军校第四分校”。最终，有50余名学生进入该校参军受训，奔赴抗日前线。最令王衍祜感到安慰的是：7年当中，定安中学无一人返回沦陷区领取顺民证，更无人背叛祖国沦为汉奸。该校师生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由此可见一斑。
“当国家被强敌占据领土时，有形的要塞，最为敌人所突破，只要精神的要塞，不能突破，纵为一时之失败，实为千秋之成功。”70载匆匆而过，王衍祜的呐喊犹在耳边。这并不是一句空谈，他穷半生之力，终是守住了这“精神的要塞”，也促成了这“千秋之成功”。
定安中学六易其址办学
●1939年6月 在附近的龙门乡拔塘村以李氏、郭氏祖祠为校舍复课
●1940年2月 迁到良善乡的白鹤村，借陈氏祖祠为校舍，重新开课
●1941年春 再迁到乌坡乡(今属屯昌)南东村，借彭氏祖祠开课
●1942年夏 向日军难以进犯的白沙县下水岗迁校
●1944年秋 迁往保亭县雷公岭
●数月后 迁到保亭县乘坡(今琼中县和平镇)
(摘自海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