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文化苑
周公百人墓记
刊发日期：2015-08-06 阅读次数： 作者： 语音阅读：
1937年,日寇侵华，在江苏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1941年在海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河大屠杀”。
——题记
(一)
这里说的周公，不是人物，而是地名。它位于定安县东南部，定城经居丁墟至黄竹墟公路的东侧，距黄竹墟4公里。周公有个“百人墓”，这个“百人墓”就在周公对面公路边的山坡上，它约2米多高，底部直径有4米多。墓上只有一些青草，没有此地墓茔常见的灌木，可见，每年都有人来扫墓。墓前立着石碑，墓前约五六米远，有落差约1.5米的坡坎，坡坎下便是绕道而过的定黄公路，可见，修路人尊重民意，为保护此墓而绕道修建公路。据说，修建海南东线高速公路时，卫星定位走向，是从这个墓地穿过的，实地测量的技术人员，见到这个墓，看了墓碑上的文字，站立默哀良久，修建高速公路时绕开了此墓，距此墓约2公里。此墓的坡坎边长着一棵榕树，树干不大，年龄约二三十年，枝繁叶茂，亭亭盖盖，向墓倾斜，已有树枝伸到墓前，仿佛展开双臂要拥抱它，也像努力要用它的身躯荫蔽它。
这座墓，人称“百人墓”，在此长眠的，实际上不止100人，而是109名，他们是惨遭日寇屠杀的村民。
1937年，日寇侵华，在江苏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1941年在海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河大屠杀”。
大河村，是定安县东南部黄竹墟的一个小村，整座村的多数村民惨遭日寇凶残行径的大屠杀。这里说的“大河大屠杀”，不仅是大河村，还有后田、牛耕坡、周公等3个村的村民。屠杀地点在大河村和后田村，时间为辛巳年(1941年)七月初三。以大河村被害村民最多，因此，统称“大河大屠杀”。
大河、后田、牛耕坡、周公等4个村位于定安县经居丁墟至黄竹墟公路的东侧。周公对面公路的西侧有一个约2米，底直径约3米的一个大墓，这个墓就是这场大屠杀中遇难的109名同胞的集体墓葬。
大墓前，立着一座石碑，高约150厘米，宽约40厘米，厚约8厘米。
石碑正面镌刻着：
大河 后田 周公 三村抗战同日殉难义士林俊南等一百零九名之墓
石碑背面镌刻着：
修墓立碑的缘起，即大河大屠杀的经过，以及遇难者的名字。
严格地说，被害的村子还有牛耕坡村，这个村子才3户，是从大河迁出，因为在这场大屠杀中全被杀害，立碑者因此将之计入大河。
创建墓碑之人为林克琨、林紹棻、符和深、邓天福、黄中文等14名幸存村民，其中邓天福就是被大人用谷缸罩着逃过一劫的小孩。
这个碑，立于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岁次乙酉年仲冬，也就是日寇投降那一年。
墓庭平铺着一块约120厘米长，40厘米宽的石匾，上镌刻着时任定安县长钱开新，为纪念林俊南等一百零九名殉难者所拜题“气壮山河”四个楷体字。
这块石匾，缘何放置墓庭?
原来，日寇投降后，在县长钱开新的倡导下，这14名幸存者凑钱卜地择日，集中将4个村在日寇大屠杀中遇难的109位同胞的遗骨合葬于此，筑墙围起来。钱开新拜题的“气壮山河”大楷字镌刻的石匾，是挂在百人墓首门上端的。后来，围墙毁废，村民便将这个石匾放置于此。
墓碑上及石匾上有个人名被凿，只剩下模糊的痕迹，经打听，是“林俊南”的名字。
再了解，这是“文革”中被“红卫兵”凿去的，因为“林俊南”的家庭，解放后被评为“地主”阶级。
县长钱开新缘何书写时，用“林俊南”为代表人物?村民介绍，“林俊南”是乡村德高望重的“父兄”、爱国的抗日份子，因此遭日寇毒手。
(二)
这场大屠杀，是日寇的一次疯狂的罪行。
此处公路上有一座大河桥，它是日寇从定城到居丁，到黄竹，到嘉积等墟镇的必经之路，具有战略意义。
辛巳年(1941年)润六月廿八夜间，大河桥被毁，日寇心急如焚。
莲墩村伪保长吴泽宏，向驻扎在黄竹墟的日军报告，疑是大河、后田、牛耕坡、周公4个抗日村庄村民所为。这4个村庄，大革命时期，就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红色村庄。
辛巳年(1941年)七月初三，天蒙蒙亮，在黄竹墟的日寇出动数十名日军和黄竹的全部伪军，还有从嘉积抽调约百余兵力，稍稍扑到大河、后田、牛耕坡和周公4村子，分别将村子包围了起来。日军以检查“顺民证”为由，挨家逐户搜查，将在家的男女老幼全部押集起来，并盘问“是谁破坏大河桥?”村民众口一词：“那桥是三更半夜蹦的，我们都睡觉了，哪里知道?”
日军问不出所以然，就将搜查到的男女老幼集中关进民房里面。
后田村23人，牛耕坡村3人，周公村4人都被关在后田村一间民房里;而大河村81个男女老幼全部押集到符和昌及叔伯家的3间房子中。除了外出给人雇工谋生的，和夜间在坡岭上赶山猪守番薯的逃过日军的关押。在家过夜的村民，基本上都被搜查出，集中关押起来了。当时在村里的，只有5人逃脱日寇的关押。
一个是大河村的符福堂。他会些功夫，在日军押送的路上，与日军夺枪搏斗，背部被日军刺了7刀，还是忍痛拼搏，最后将围上来的日军撂倒，直奔大河溪，跳到溪水中，潜游到靠岸的水中草丛里藏身，日军追来，不见人，胡乱朝溪中开了几枪，便匆忙离去。
另一个是后田村刚过门不久的媳妇符月清。日军搜查到她家时，她躲到床底下，日军不见人，也怀疑有人躲在床底下，但是，没有蹲下来看，只是将床移动检查，符月清随着床的移动而爬动，逃过一劫。
还有一个是后田村的林紹茂。集中关在后田村房子中的村民，被日军一个一个地叫出来，用刺刀扎或用枪托砸死，林紹茂刚好身上带几个光银。当日军叫他时，他将几个光银洒散扔得远远的，日军们争抢光银，他便得以逃脱。
还有两个是符良充、符福昌父子。符良充发现日寇来了，连忙将家中最宝贵的耕牛牵出牛栏，趁日寇没有完成包围，让儿子福昌将牛牵走，刚刚送儿子出村，日军就进村了，他便躲入刺竹丛里，得以逃脱。
关在大河村这3间房子中的男女老幼，是被日寇用柴、草堵上门，浇上汽油活活烧死的。
当日寇用柴、草堵住关着村民的这3间房子时，屋子里充满了恐慌、绝望，更多是愤怒。这时，一位村民格外冷静说：“这两个小孩不能死!他俩才几岁呀!”
这两个小孩，是9岁的符茂和以及稍大一点的邓天福。
有人接着说：“对了!用谷缸罩着!”
房子里，刚好有两个空谷缸。谷缸是土缸，此地农村用这种高1米多的土缸装稻谷，所以叫谷缸，用来装水叫水缸。此时是青黄不接的时节，谷缸里无谷。于是，他们将土缸倒扣，分别将这两个小孩罩住。
“桁、角烧掉下来会砸坏谷缸的!”
有人马上将土缸移至墙角。 又有人抱来棉被，将谷缸盖住。
“做不得，棉被会烧着的。”说话者拽下棉被，扔在地上，往棉被上撒尿，以防棉被燃烧，保证两位孩子的安全。其他人纷纷也跟着做，村妇们顾不上脸面，便也跟着……
平时，孩子要当众撒尿，大人都会对这种不文明行为予以纠正。此时此刻，没有人觉得不雅，没有人不好意思，没有人扭捏，个个落落大方，这是一幅壮丽的义举图!
又有人架起人梯，将屋顶瓦片揭开，以放掉火烟。
这一切，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没有人指挥，谁想到了，就做。
这场惨案，一共79名村民被活活烧死了。
由于大人的精心照顾，这2名小孩大难不死。
(三)
日寇把大河桥修好后，便在附近的排溪岭建起炮楼，派伪军驻守。
现今92岁的符和昌，大河村人，因为当时他在山坡上看守番薯，赶山猪，逃过此难。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在山坡上搭草寮，为庄稼守夜。符和昌回忆说，伪军到处巡逻，大河村幸存者不敢回来收尸，尸体腐烂，发出恶臭，顺风飘至二三里外，墙上趴着黑压压的苍蝇，像排蜂(一种山野蜜蜂)，飞起来黑压压的像一片云。乌鸦群集，在村子上空凄厉时不时的传出阵阵“呱哇”声，尸骨任野狗叼……
这场大屠杀，周公、牛耕坡成了无人村。
两个月后，水稻熟了，不收割，就没饭吃，藏身他处的村中幸存者，凑钱，买些礼物，送给炮楼伪军汉奸，才得以回村收拾尸骨和收割稻谷。
尸骨已经无法辨认是谁人，村民只好集中草草安葬。4年后，中国人民艰苦抗战，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定安县长钱开新才倡议建坟墓，才有了今天的周公“百人墓”。
七月初三，成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70年来，每逢七月初三，大河、后田的后人，不论是做官、当老板还是在外打工，都回来扫祭这座“百人墓”。
——题记
(一)
这里说的周公，不是人物，而是地名。它位于定安县东南部，定城经居丁墟至黄竹墟公路的东侧，距黄竹墟4公里。周公有个“百人墓”，这个“百人墓”就在周公对面公路边的山坡上，它约2米多高，底部直径有4米多。墓上只有一些青草，没有此地墓茔常见的灌木，可见，每年都有人来扫墓。墓前立着石碑，墓前约五六米远，有落差约1.5米的坡坎，坡坎下便是绕道而过的定黄公路，可见，修路人尊重民意，为保护此墓而绕道修建公路。据说，修建海南东线高速公路时，卫星定位走向，是从这个墓地穿过的，实地测量的技术人员，见到这个墓，看了墓碑上的文字，站立默哀良久，修建高速公路时绕开了此墓，距此墓约2公里。此墓的坡坎边长着一棵榕树，树干不大，年龄约二三十年，枝繁叶茂，亭亭盖盖，向墓倾斜，已有树枝伸到墓前，仿佛展开双臂要拥抱它，也像努力要用它的身躯荫蔽它。
这座墓，人称“百人墓”，在此长眠的，实际上不止100人，而是109名，他们是惨遭日寇屠杀的村民。
1937年，日寇侵华，在江苏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1941年在海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河大屠杀”。
大河村，是定安县东南部黄竹墟的一个小村，整座村的多数村民惨遭日寇凶残行径的大屠杀。这里说的“大河大屠杀”，不仅是大河村，还有后田、牛耕坡、周公等3个村的村民。屠杀地点在大河村和后田村，时间为辛巳年(1941年)七月初三。以大河村被害村民最多，因此，统称“大河大屠杀”。
大河、后田、牛耕坡、周公等4个村位于定安县经居丁墟至黄竹墟公路的东侧。周公对面公路的西侧有一个约2米，底直径约3米的一个大墓，这个墓就是这场大屠杀中遇难的109名同胞的集体墓葬。
大墓前，立着一座石碑，高约150厘米，宽约40厘米，厚约8厘米。
石碑正面镌刻着：
大河 后田 周公 三村抗战同日殉难义士林俊南等一百零九名之墓
石碑背面镌刻着：
修墓立碑的缘起，即大河大屠杀的经过，以及遇难者的名字。
严格地说，被害的村子还有牛耕坡村，这个村子才3户，是从大河迁出，因为在这场大屠杀中全被杀害，立碑者因此将之计入大河。
创建墓碑之人为林克琨、林紹棻、符和深、邓天福、黄中文等14名幸存村民，其中邓天福就是被大人用谷缸罩着逃过一劫的小孩。
这个碑，立于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岁次乙酉年仲冬，也就是日寇投降那一年。
墓庭平铺着一块约120厘米长，40厘米宽的石匾，上镌刻着时任定安县长钱开新，为纪念林俊南等一百零九名殉难者所拜题“气壮山河”四个楷体字。
这块石匾，缘何放置墓庭?
原来，日寇投降后，在县长钱开新的倡导下，这14名幸存者凑钱卜地择日，集中将4个村在日寇大屠杀中遇难的109位同胞的遗骨合葬于此，筑墙围起来。钱开新拜题的“气壮山河”大楷字镌刻的石匾，是挂在百人墓首门上端的。后来，围墙毁废，村民便将这个石匾放置于此。
墓碑上及石匾上有个人名被凿，只剩下模糊的痕迹，经打听，是“林俊南”的名字。
再了解，这是“文革”中被“红卫兵”凿去的，因为“林俊南”的家庭，解放后被评为“地主”阶级。
县长钱开新缘何书写时，用“林俊南”为代表人物?村民介绍，“林俊南”是乡村德高望重的“父兄”、爱国的抗日份子，因此遭日寇毒手。
(二)
这场大屠杀，是日寇的一次疯狂的罪行。
此处公路上有一座大河桥，它是日寇从定城到居丁，到黄竹，到嘉积等墟镇的必经之路，具有战略意义。
辛巳年(1941年)润六月廿八夜间，大河桥被毁，日寇心急如焚。
莲墩村伪保长吴泽宏，向驻扎在黄竹墟的日军报告，疑是大河、后田、牛耕坡、周公4个抗日村庄村民所为。这4个村庄，大革命时期，就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红色村庄。
辛巳年(1941年)七月初三，天蒙蒙亮，在黄竹墟的日寇出动数十名日军和黄竹的全部伪军，还有从嘉积抽调约百余兵力，稍稍扑到大河、后田、牛耕坡和周公4村子，分别将村子包围了起来。日军以检查“顺民证”为由，挨家逐户搜查，将在家的男女老幼全部押集起来，并盘问“是谁破坏大河桥?”村民众口一词：“那桥是三更半夜蹦的，我们都睡觉了，哪里知道?”
日军问不出所以然，就将搜查到的男女老幼集中关进民房里面。
后田村23人，牛耕坡村3人，周公村4人都被关在后田村一间民房里;而大河村81个男女老幼全部押集到符和昌及叔伯家的3间房子中。除了外出给人雇工谋生的，和夜间在坡岭上赶山猪守番薯的逃过日军的关押。在家过夜的村民，基本上都被搜查出，集中关押起来了。当时在村里的，只有5人逃脱日寇的关押。
一个是大河村的符福堂。他会些功夫，在日军押送的路上，与日军夺枪搏斗，背部被日军刺了7刀，还是忍痛拼搏，最后将围上来的日军撂倒，直奔大河溪，跳到溪水中，潜游到靠岸的水中草丛里藏身，日军追来，不见人，胡乱朝溪中开了几枪，便匆忙离去。
另一个是后田村刚过门不久的媳妇符月清。日军搜查到她家时，她躲到床底下，日军不见人，也怀疑有人躲在床底下，但是，没有蹲下来看，只是将床移动检查，符月清随着床的移动而爬动，逃过一劫。
还有一个是后田村的林紹茂。集中关在后田村房子中的村民，被日军一个一个地叫出来，用刺刀扎或用枪托砸死，林紹茂刚好身上带几个光银。当日军叫他时，他将几个光银洒散扔得远远的，日军们争抢光银，他便得以逃脱。
还有两个是符良充、符福昌父子。符良充发现日寇来了，连忙将家中最宝贵的耕牛牵出牛栏，趁日寇没有完成包围，让儿子福昌将牛牵走，刚刚送儿子出村，日军就进村了，他便躲入刺竹丛里，得以逃脱。
关在大河村这3间房子中的男女老幼，是被日寇用柴、草堵上门，浇上汽油活活烧死的。
当日寇用柴、草堵住关着村民的这3间房子时，屋子里充满了恐慌、绝望，更多是愤怒。这时，一位村民格外冷静说：“这两个小孩不能死!他俩才几岁呀!”
这两个小孩，是9岁的符茂和以及稍大一点的邓天福。
有人接着说：“对了!用谷缸罩着!”
房子里，刚好有两个空谷缸。谷缸是土缸，此地农村用这种高1米多的土缸装稻谷，所以叫谷缸，用来装水叫水缸。此时是青黄不接的时节，谷缸里无谷。于是，他们将土缸倒扣，分别将这两个小孩罩住。
“桁、角烧掉下来会砸坏谷缸的!”
有人马上将土缸移至墙角。 又有人抱来棉被，将谷缸盖住。
“做不得，棉被会烧着的。”说话者拽下棉被，扔在地上，往棉被上撒尿，以防棉被燃烧，保证两位孩子的安全。其他人纷纷也跟着做，村妇们顾不上脸面，便也跟着……
平时，孩子要当众撒尿，大人都会对这种不文明行为予以纠正。此时此刻，没有人觉得不雅，没有人不好意思，没有人扭捏，个个落落大方，这是一幅壮丽的义举图!
又有人架起人梯，将屋顶瓦片揭开，以放掉火烟。
这一切，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没有人指挥，谁想到了，就做。
这场惨案，一共79名村民被活活烧死了。
由于大人的精心照顾，这2名小孩大难不死。
(三)
日寇把大河桥修好后，便在附近的排溪岭建起炮楼，派伪军驻守。
现今92岁的符和昌，大河村人，因为当时他在山坡上看守番薯，赶山猪，逃过此难。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在山坡上搭草寮，为庄稼守夜。符和昌回忆说，伪军到处巡逻，大河村幸存者不敢回来收尸，尸体腐烂，发出恶臭，顺风飘至二三里外，墙上趴着黑压压的苍蝇，像排蜂(一种山野蜜蜂)，飞起来黑压压的像一片云。乌鸦群集，在村子上空凄厉时不时的传出阵阵“呱哇”声，尸骨任野狗叼……
这场大屠杀，周公、牛耕坡成了无人村。
两个月后，水稻熟了，不收割，就没饭吃，藏身他处的村中幸存者，凑钱，买些礼物，送给炮楼伪军汉奸，才得以回村收拾尸骨和收割稻谷。
尸骨已经无法辨认是谁人，村民只好集中草草安葬。4年后，中国人民艰苦抗战，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定安县长钱开新才倡议建坟墓，才有了今天的周公“百人墓”。
七月初三，成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70年来，每逢七月初三，大河、后田的后人，不论是做官、当老板还是在外打工，都回来扫祭这座“百人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