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文化苑
师恩难忘
刊发日期：2014-09-18 阅读次数： 作者： 语音阅读：
——深切缅怀吴坤正老师
我以感恩的心写这篇短文，深切缅怀我高中时的英文教师——吴坤正老师。我认识老师是1961年进入定中读高中的那年。老师给我的印象很深刻。瘦高的个子，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上挂着一副厚重的近视眼镜。有一次闲谈时夏树老师诙谐地说：“你们不清楚什么是‘古铜色的脸’吗?看见坤正老师的脸就明白了。”老师的形像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很显出那个时代宣传画中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经受劳动磨炼而脱胎换骨的知识分子形像。老师经常叼着烟斗吸烟。同学们说，他很有语文课文插图中闻一多先生的神韵，让人品味出很有学问的“范儿”。我无限的崇敬他。
从学兄学姐那里得知，老师原在定初中教书，后来才调来定中教高中英语。在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老师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并送去进行一年的劳动改造。
老师的老家在海口市的新埠岛，那时是郊区。那个年代是鼓励生育，没人知道节育、避孕是什么回事。老师三十左右岁便有了四个孩子。师母靠打零工带着几个孩子在家乡生活。老师每月领到工资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工资的70%，约35元寄回去养家。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加上右派分子的背景，老师两个大儿子都未能继续学业，只上完小学便回家挑起生活的重担，到海边去捉鱼摸虾出卖。后来师母带着小儿子和女儿来定中和老师一起生活，两个大儿子留在老家。为了分担生活的艰辛，师母每天一早做好早餐，待全家吃后收拾妥当，她便急急忙忙赶到南株村那边的瓦灶洋去给砖瓦厂挑“瓦灶土”，挣钱补贴生活，一天才几毛钱，而中午又得赶回来做午饭。生活之艰苦是可想而知。人道是破屋又遭连夜雨。师母劳作时竟遭遇塌方，被救出来后下肢就瘫痪了。老师则既要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照料孩子，又要照顾卧床不起的师母，生活有如雪上加霜。老师的宿舍才十多平方米，工作又忙，诸多的不便，于是无奈之下应两个孩子的要求将师母送回老家由他们照顾。小儿子也因此而失学，初中还没有读完。女儿艰难地读完高中，1960年考上了广州医学院。
老师经受这样的不幸和沧桑，顶着右派分子的帽子教书，直到1970年代末才被彻底平反。这事要是摊在别人身上，精神可能全崩溃了，可老师却是那样温厚、宁静、豁达超然，一心一意地在践行着教书育人的职责，从来没有在学生面前提起过他的不幸。老师教学是那样认真负责，声音洪亮清晰。他上课，领读英文课文老远都能听得见，是定中特有的一道风景。老师笑口常开。不过现在想起来，那可是苦恼人的笑啊!
我初中没有学英语，当时各公社中学没有条件开设英语课。但高一英语课本是和初中英语课本衔接的，不是从头开始教，所以学起来难度很大。一个山村的孩子，听贯了村语土音，我第一次听老师读起英语课文来，觉得总是噼呖啪啦的一串串，感到又陌生又神秘莫测，不知其所以，很不好记。实在没有办法记了，我就只好将读音相仿的汉字给英语单词“标音”。如student就标上“取寿辰特”，class标上“哥拉斯”。当然这种“标音”学英语的方法，发明权不属于我，很多同学也这样做，我也是学别人的。据说还源远流长呢。这种办法明知不管用，也容易闹笑话，实属不得已而为之。
有一天上英语课，一开始老师就叫我读上节课所教过的英语单词，其中第一个单词是afternoon，起初我有点怯场，但很快表现欲就占了上风，于是我大胆地站起来，干咳了一下，清清喉咙，便一本正经地大声读：“鸭姆多下蛋!”全班同学明白过来时，便引起哄堂大笑。很多人笑得前仰后合，有些女同学甚至笑出眼泪来。我当时的表情相当难堪，只咧着嘴站在那里傻笑，后来也不知道是怎样坐下来的。这个单词我标音的时候用的是海南话“鸭姆多蛋”，因为海南话中“蛋”的发音和noon很相近。要命的是站起来却用普通话读，并“联想”加上了一个“下”字，这也是一错。当时我瞟了老师一眼，看见他也伴随同学们笑着，但那是一种柔情善意的笑。
机缘巧合，这件事竟成就了我和老师亦师亦友，师徒同行的亲密情谊。
那天下课后，我在走廊里遇见了老师，便红着脸羞怯地说：“老师，很对不起!”老师却慈祥地安抚我，说初学者很多人都会这样，只要努力，方法对头就能学好的。还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说得我心里暖呼呼的。
从那以后，我就经常主动接触老师，向老师请教。老师说：“学英语拼的是语文功底，这两者是相通的。我看过你在学校《枇杷文学》上的文章，功底不错，这是你能学好英语的有利因素。”显然这是老师鼓励我的话，是老师的良苦用心。
我从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很多，首先是学会了国际音标及其使用。我开始知道什么是象形文字，拼音文字。知道世界上有什么语系：日耳曼语系、汉藏语系、拉丁语系……。老师还从汉语和英语之间的语言对比、语法结构等方面去指导我，去点拨我，循循善诱。但老师是很忙的，他跨年级教五个班，工作量很重。
经老师热心而有效的教导，我的英语学习渐渐走上了轨道，渐渐游刃有余，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高一第二学期举行年级英语朗读比赛，我竟然拿了年级第一名。还记得当时我朗读的课文是《Liu Hu—1an》。在领奖的时候我又闹了个笑话。发奖是在星期一的早会上举行，由韦经栋副校长颁奖。当时我沉浸在获奖的愉悦中。当听到叫我名字时，我有点懵懂地走上台去，从韦校长手中接过奖品后很兴奋和激动。下台后，我是十九班的却糊里糊涂走到十八班的队伍中去，引起全场一阵哄笑。今年7月19日，我们1964届毕业五十周年聚会的时候，有些同学还拿我这两件事来开涮戏说，笑声不断。
一个人学业的进步和成长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很多老师施教的结果，甚至可溯源到小学的老师。在我的学习英语过程中，不能不提到詹道仁老师。詹老师是文昌市迈号镇麻坑村人，归国华侨。他看到我学习英语的兴趣那么高，便将从南洋带回的一整套英文版《Esential English》(《基础英语》)和《Esentials of Enghish Grammar》(《英语语法精义》)这两部书割爱赠于我。在当时这两部书是很珍贵，十分难得的，使我受益无限，我终生难忘。
1964年高考报志愿时，老师们都很关心我。吴升平老师、夏树老师建议我报中文专业。蔡夫惠老师叫我报历史专业。老师则要求我报英语专业，并且以过来人的体会告诫我不要往文学方向发展。说我写的文章深受鲁迅先生的文风影响，容易得罪人，会在社会上犯错。说实话，当时我对高考信心不足。那年是国民经济遭受困难后刚开始恢复时期，全国高校招生指标仅6万多。62年高考我校没人考上，63年则是复读的同学考上14人。尽管信心不足，我还是按老师的要求报英语专业。高考放榜时，我们这一届包括复读生共考上13人。我被录取于海师英语专业。不是名校，但老师很高兴，因为我是他教学生涯中第一个考上英语专业的学生，当然也是定中头一个。
据后来的学弟学妹说，老师还常将我当作为典型例子来鼓励他们呢。
1966年，文化革命浩劫风暴来了。那是一个斯文扫地的年代。有着右派“污渍”，老师当然是首当其冲。据说有几个造反派学生受人支使，向老师“请教”如何将陈述句we love Chairman Mao，改为疑问和否定句，并如何肯定和否定回答。老师为人正直善良，胸无城府，不知是诡计陷阱便认真施教。结果被造反派抓住No，we don’t和we do not love Chairman Mao这两句话大做文章，将老师打成反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关进“牛棚”劳动改造。受株连，老师在文昌县人民医院当医生的女儿被迫害致使神经失常了。多重打击，瘫痪在床的师母也咽下最后一口气去世了，家破人亡。后来老师被“疏散”赶到雷鸣中学去了。
1970年，我大学毕业在县委办公室干了两年后，便顺从我父亲的要求，申请到离家较近的岭口中学教书去了。当时还没有翰林中学。父亲亲历过改朝换代，见过政治风云变幻，世间人物的沉浮荣枯。他对我的要求是，如能读书，不是当医生就是当先生，能当个初中教师就烧高香了。
高考制度恢复后，老师和我都调回定中教英语，从此师徒同事。老师历尽磨难，劫后余生，但仍是那么淡定，热情敬业，似乎把一切都看得无所谓，超越了庸俗和平凡。教学中，我向他学到了许多英语课堂常规教学的宝贵经验。
老师是个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很大度的人。有一次，老师和我一起上街遇到某镇的镇长。他是老师教过的学生，论辈份是我的学弟。他有点趾高气扬地向我们走来，一看见我们便把头一扭，装作不看见。当他即将和我们擦身而过时，老师喊了一声：“王同学!”他一听，很狼狈地：“呵呵，老师……。”便红着脸走开了。这镇长太缺德了，当了官就瞧不起教过自己的老师，官本位思想那么严重。中华传统道德认为，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还那么尊敬自己的老师，成为世人的楷模。你一个小小镇长却摆这个谱，太浅薄，太不自量了。这样的人当领导干部，如何能联系群众，做好工作，为人民服务?我替老师打抱不平，愤愤地说了几句。老师却心情有些沉重地说：“是我教师的工作没有做好!”老师不责怪他的学生镇长反而自责，体现老师多么宽宏的胸襟气度和崇高的职业道德。
可叹的是，老师这位学生后来在某局局长任上因贪污受贿、品德败坏被逮捕判徒刑坐牢了，这是后话。
1980年代初老师退休。按当时的政策可以有一个孩子来“顶替接职”。但老师三个孩子都不想来“接职”，因为没有太高的文化，“接职”只能当职工，而改革开放后他们都参与搞建筑工程，收入高，生活好了。当时我县缺少英语老师，老师被返聘任教至1986年才回去老家安度晚年。老师一生身心备受摧残，忍辱负重忘我工作，积劳成疾，1990年代初身体情况渐渐就不太好，行走不便，不能来学校领工资，需要从邮局汇去。当时的银行不像现在这样可以异地领取。于是我每月就替老师领工资送到他的家，去探望他老人家，直到1997年老师仙逝西归。
老师渊博的知识，高尚的品行影响了我的一生，是我的良师益友，师恩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