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文化定安总第75期 >2012-06-07编印

清代大理寺卿 ——王映斗
刊发日期:2012-06-07 阅读次数: 作者:  语音阅读:
  王映斗(1797—1878),字运中,号汉桥、瀚峤。清代广东(现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春内村人。官至大理寺卿(二品)。与其次子同朝进士,时人称之“父子进士”,为宋代至清代海南七对父子进士中的一对。为人诚直正大,为官公正廉明,关心人民疾苦,爱国忧民。是清代有名的教育家,培养出状元、探花之才。藏有许多书籍作品,但遗世至今却寥寥无几。
  赶考
  “生而显异,读书过目成诵……海外无双”(《定安县志》卷上),加上勤奋好学,学业蒸蒸日上。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王映斗考进县学,成为县学生员;稍后,再考入府学,成为府学生员。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再由享有伙食补助费的府廪膳生员,进补拔贡,接着参加会朝考名列前茅,获一等,被安排在户部江西司当小京官,管理户口、财赋。但他只当了几个月的官,就因慈母与世长辞,请假归里守丧3年。后赴京擢任户部额外主事,任职6年。 道光十四年(1834年),即他37岁那年,在北京天顺府参加省选拔举行的考试中,中了副榜举人。过了10年,即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在京参加殿试,中了二甲第14名进士。
  此后,由于他在官府任职多年,工作经验丰富,表现干练,为人高风亮节,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由户部云南司主稿转为陕西司主事。翌年,另任陕西司员外郎(司的副职)。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晋升为司的正职四川司郎中。一直在京户部任职25个年头。清文宗奕詝(咸丰帝)即帝位后,对王映斗的才华和为人颇为赏识,特令他随相国前赴祖国东南沿海省份,在浙江省清理仓库、校阅营伍,还趁机查检东南两河节浮费,裁减冗员。因为他人尽其职,成绩卓著,声名大震,被提升为鸿胪寺少卿,负责礼仪方面的事务。在这期间,严父丧亡,回里守丧3年。其间有一年的5月,粤督徐广籍知晓王映斗学富五车,教学有方,乘他奔丧在家,特聘他出任省城掌管越华书院,时间长达7年之久。在其掌教期间,他发挥自己丰富的学识和教学经验,运用独特的教学技巧,谆谆善诱,培养出不少名望很高的社会名流。广东籍的梁耀枢中状元、李文田中探花,潘衍、潘桐兄弟竞官至太史。这些充分体现了王映斗教学的才能和成绩卓著,为世人所爱戴。
  迄至咸丰八年(1858年)5月间,王映斗复官京城,经过投递奏折请求,蒙皇上的召见,并于同年10月,补原官职鸿胪寺少卿。翌年11月,擢升为给皇上讲学的内阁侍读学士。咸丰十年(1860年)充任恩科会试同考官、皇帝的后勤长官光禄寺卿。一段时间后,先后授太常寺少卿和掌管刑狱、处理重大司法案件的大理寺少卿。清穆宗载淳于同治二年(1863年)元月,调奉天府丞,提督奉天学政,负责管理教育方面的重任。6年任满,秋季返回北京复职。然而,奉天(今辽宁省)乃满洲民族的发祥地,王映斗能获满清朝庭的信任,有机会到这些地方去担任教育工作,实在是一件难得的事情。其间,王映斗大胆对这里的文教所存在的时弊,进行严厉的改革,促进其文风的发展,深受社会的赞许。1864—1865年的两年中,王映斗历任相当于今天中央政府部级的太仆寺卿、太堂寺卿、大理寺卿。同治九年(1870年)3月,因年老多病,祈归。途经省城,抚军李福泰知晓,热情地把他挽留再次主持越华书院,时年已七旬了。在年迈力衰之时,勉强坚持了两年,同治十二年(1873年)坚决要求归里。王映斗人老志不衰。他为发挥人的价值,在家居4年中,人格高尚,全心全意为人类多作奉献,在有生之年写了不少诗文、公牍和家谱,但都没有编成专集,亦没有付印,因而荡然无存,仅是由他主持编纂的《琼州府志》传世。
  1865年十月,流寇马贼突然作乱陪都(奉天府),全城惊动。王映斗镇定自若,稳如泰山,面无惧色,运等帷幄,从容应对。一是与将军、府尹商议对策,以坚壁清野之奇计,严阵以待,伺机打击贼寇;二是亲自迅速奏请朝廷派兵支援,歼灭匪寇。由于他策略正确,从容应对,极快就平息了寇乱,使社会稳定,保一方平安,人民安居乐业。
  1867年秋,王映斗再度调回京城,官复原职,协助皇帝批阅奏本,巡查各地文化教育情况。第二年,他被派往芦沟桥放粥厂,开展救灾救济工作,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由于他对朝廷忠心耿耿,尽职尽责,廉洁为民,言论正大,忠厚不阿,赤诚无私,极为同僚所敬重。此后两年先后升任太仆寺卿、太常寺卿、大理寺卿等职务。时人称之:“名、位、禄、寿,咸(丰)同(治)年间,琼州第一。”
  光绪元年(1875),王映斗回到故里春内村。他不甘寂寞,仍然十分关心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主编总纂《琼州府志》。今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藏有其版本。居家四年,从未涉足政府部门,干预政事,深受人们的钦佩和敬仰。
  王映斗与其子王器成:父子进士
  清德宗载湉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知名度很高的王映斗,在家逝世了,享年八十一岁。他的次子王器成,字公辅,号心农,又号晚愚。光绪六年(1880年)中进士,累官至刑部主事。乡人为表达对他们父子俩的深情厚意,尊称他们俩为“父子进士”。
  王器成,王映斗次子,字公辅,生于道光十八年(1838),卒于光绪三十年(1904),享年六十六岁。官至刑部福建司主事(六品)。他少时随父在北平(京),聪明好学,为人兼虚,倜傥豪迈,不拘小节,喜交朋友,从不沾染纨绔子弟的恶习。写诗作文,落笔成章,一字不改。少年自京南旋就府试。咸丰二年(1852)壬子科举优贡,咸丰八年考中顺天乡试举人,直至光绪十八年(1892),才考中壬辰科进士,时年五十四岁,故自号晚愚。其时清政府内外交团,摇摇欲坠,器成自愧无能为力,无从建功立业,心生致仕养身的思想,故又号心农。他不因父亲高官厚禄而盛气凌人,胡作非为,而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并撰联:“读书要能自出见解,处世无过善体人情”、“古来最长久人家莫非积德,天下第一般好事还是读书”等,以勉励后人。如今定安县博物馆尚藏其墨迹。
  王映斗、王器成先后科考中了进士,当时人们称之为父子进士,还有一优质木制“父子进士”牌匾挂在其故居门口的门楣上。他俩是海南宋代至清代七对父子进士中的一对。
  戏弄知县
  同治八年(1870),王映斗因年迈力衰而卸仕归里。他回到故里春内村后,从不涉足政府部门,不干预地方政事,远近乡里无不钦佩敬仰。后因主编《定安县志》,常到县城办事,他不爱坐轿,却喜骑一匹枣红色白额小马。这一特点,县人皆知。
  有一天,一个戏班子到定安县城演出,剧目是《火烧官衙》,其主要内容是讽刺那些专权谋私,贪污腐败的社会现象。知县自己做贼心虚,看后以为是对他莫大的讽刺,故揭其短,一时暴怒如雷,下令封箱禁演。眼看戏班子就要散伙,班主甚是焦急惊慌。街邻眼见班主又急躁又无助,便悄悄地告诉他到春内村去找进士公王映斗,把事情起因经过讲明,就有办法解决了。王映斗一生为官清廉,正大光明,向来爱憎分明,尤其憎恶那些仗势欺人,贪脏枉法,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吏。班主于是照着街邻的指点,连忙赶往春内村找到王映斗,将实情经过一一禀告。映斗听后,只是微微一笑,说:“你骑我的马到县城去告知知县大人,今晚我要到县城去看戏,并请戏班明天晚上到我村演出。”
  班头骑着映斗的枣红色小马进城,把话带去告诉了知县。知县大人将信将疑,后来看见了那匹枣红小马,才慌张起来。知县大人一面催促张罗演出,一面派人探风报信,自己则全副官装,在书房里正襟危坐,恭候映斗。可那"父母官"大人哪知道映斗并不来看戏。心里嘀咕:进士公迟迟没来,究竟是什么缘故,但又不敢怠慢,只好提心吊胆地白白恭候了大半夜。
  戏班演出结束后,全班人马立刻收拾行装匆匆走了。知县大人眼瞪瞪看着戏班子溜走,又遭此般戏弄,肚里好似开了个杂酱铺;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只是气急败坏,无可奈何。
  戳棺责弟
  王映斗多年在京为官,但对家里的晚辈管教甚严。他的次子王器成勤奋好学,聪明伶俐,考中进士,成为“父子进士”之家。可他的弟弟王映台,一向为人乖僻,常常遭到映斗的训斥。
  话说光绪年初,定城南门街有个叫“狗百中”的人,在县文庙(圣殿)附近建房,挡住了文庙左侧门的视线。县尚友书院诸生员认为“狗百中”此举渎犯先圣,有碍观瞻,一时群情愤激,众人动手将其墙基拆掉。“狗百中”临危抱佛脚,千方百计拉拢映台,为其在知县面前疏通,出面袒护。知县便传令拆墙者至县衙,杖手掌以惩戒。这更激起尚友书院众生员的愤慨,有人将此事一五一十地向映斗禀报。王映斗二话没说,马上就到县衙面斥知县,并促其向尚友书院诸生员赔礼道歉,然后回家“招呼”其弟。
  王映台闻知其哥已悉知他所做的“好事”,又“招呼”他回家,早已闻风丧胆,躲藏在附近的黄坡村,不敢出来,千叮万嘱身边的人不准通风报信。王映斗屡次派人探查,不获而归。王映台心知做了亏心事,生怕哥哥责难,又愧疚,又害怕,不久就病死在了黄坡村。
  王映斗闻耗,柱着拐杖,步向灵桌的后面,举起拐杖在棺上狠狠地戳了三下,并恨恨地骂声:“奴才,奴才,料不到你竟作出这样的事啊,我到阴间后一定找你算帐!”
  豪宅春秋
  说起王映斗的豪宅,当时的建筑规模和特色风格,在定安是绝无仅有的。它座落在今定安县定城镇春内村的东北部,建于清同治初年。由北京的设计师设计建筑图纸,朝廷拨银,带回故里建造。坐西南向东北,三幢祖居屋呈“品”字布构,地势西高东低,纵深五六十米,南北宽约40米,占地2000多平方米,西北、西南、东南三面围墙围住。前方有一口大水塘,面积约1000平方米,长年积水不涸。
  住宅原建筑规模宏大,风格独特,农村实属罕见。建有正屋四幢,“后枕屋”三幢,“学屋”一幢,每幢皆为三间。正屋居中那间为客厅,两侧为厢房。还有小屋廊庑数幢,有致错钳其间。皆为悬山式顶。共有十二院七十二门,回廊巷道镶嵌其间,皆为青石板铺就,蜿蜒幽深。所有的建筑,大多为传统的土木砖瓦结构,亦有少许欧式建筑风格。房庑庭院,门柱巷牌,飞檐走壁,勾心斗角,错落有致,古色古香。与众不同的是,“后枕屋”并不建在这座住宅的后面,而是建于前面。大门朝东北,开在偏南两幢“后枕屋”的中间,门高2米多,宽约1.5米,门前七级阶梯,由青石板条铺成。进入大门,有一条大约30米的巷道直通院内,包括大门,整条巷道共有三道门。第二道门内外为木板门叶,中间为木栅,共三层防护。第三道门的门楣上原挂着“父子进士”的木制牌匾。后围墙开两个小后门,偏北小后门门楣上刻写“进士第”三个正楷字;东南边开一侧门,较高大。西北角及门前池塘边分别建一间一蹲位和两蹲位的厕所,均为砖木结构,瓦盖顶。西北角有一椰子园(今种植槟榔),东北角有一较大的花池。有一书库,专藏古代书籍和多幅当时名流的书画等物。
  天有不测之风云。解放后,王映斗的后裔被评定为地主阶级,受到严厉管制和批斗。这座豪宅也列入封建残余,等待它的命运已是在劫难逃。“土改”运动时,部分财物遭到人为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豪宅再度受到冲击,部分房子及围墙被拆除,砖瓦桁料等用来盖造村里的学校和春内大队的房子。
  可幸的是,这座豪宅并没有完全毁没。如今,仍存正屋二幢,“后枕屋”二幢,横廊小屋几幢,大门和两个巷门。其中一幢正屋已经过维修,有人居住,另一幢已是破损严重,不能使用;两幢“后枕屋”至今仍有人居住使用,不过一幢经其后人维修,原貌有所改变。所有劫后所遗建筑,虽然历经百年沧桑,风风雨雨,可旧貌依然,古风犹存。更值一提的是一幢风格独特的横廊小屋,这幢小屋共五间,二层,弧形门窗,砖木结构,有一前廊与小屋连为一体;一堵墙采用欧式建筑风格,与古代传统建筑风格有机结合,融成一体,可谓“中西合璧”。除了门窗破损严重外,其他构架基本完好。豪宅大院今非昔比,已不见当年十二院七十二门的恢宏清幽气息,更显冷落凄凉。惟有门前的那口水塘依旧,默默见证这座百年建筑的风风雨雨,是非变故,风华与落寞。